一

我国质量认证行业国际合作现状

随着我国质量认证的广泛应用，质量认证在引导产业升级、增加有效市场供给、支持政府行政监管、提高市场监管效率、促进社会诚信建设、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，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，质量认证在促进国际市场规则对接，提高市场开放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近年来，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体系建设，已加入21个认证认可国际组织，与包括东盟、欧盟、美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瑞士、沙特阿拉伯、蒙古在内的国家和经济体建立了固定的合作机制，并与3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签署了124份双边合作或协议类文件。在双边合作框架下，我国与相关国家/区域广泛开展交流合作，推动了合格评定机构间对认证程序及结果的互认，与新西兰签署了首个政府间互认协议、与俄罗斯建立了认证检测合作机制、与捷克签订了有机产品互认协议、与丹麦签订了有机产品认证互认协议等。截至2021年，仅双边框架下的相关机构，就自主发放国际认证证书近4万张，覆盖欧洲、北美、亚洲等大部分国家和地区。在多边方面，我国已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产品、电子元器件、防爆电器和可再生能源等四大产品认证互认体系，与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组织、全球食品安全倡议组织分别签署良好农业规范（GAP）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（HACCP）互认协议。同时，我国在一些国际认证认可领域也发挥了主导作用，主导建立的LED认证已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元器件合格评定体系（IECQ）的国际认证制度，惠及数千亿元的LED产业。

二

当前贸易趋势下质量认证的国际需求态势

2020年，我国对东盟、欧盟、美国、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.7万亿元、4.5万亿元、4.1万亿元、2.2万亿元和2.0万亿元，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54.3%；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进出口9.4万亿元，占进出口总额的29.1%。对东盟、欧盟、美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7%、5.3%和8.8%，分别高于总体增速5.1个百分点、3.4个百分点和6.9个百分点；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总体增长1%，其中对沙特阿拉伯、土耳其、埃及、波兰、新西兰等部分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总体增长较快，分别增长18.4%、18%、12.1%、12.4%和5.9%。

从出口产品看，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。2020年，中国机电产品出口10.7万亿元，增长6%，比整体出口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，占出口总值的59.4%，较上年提升1.1个百分点。其中，笔记本电脑、家用电器、集成电路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0.4%、24.2%、15%、41.5%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.4万亿元，增长6.5%，快于整体出口增速2.5个百分点，占整体出口的29.9%。同期，纺织品、服装、鞋类、箱包、玩具、家具、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3.6万亿元，增长9.8%。另外，2020年3~12月，海关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4385亿元，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、医疗器械、药品全年合计出口增长31%，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.9个百分点。

与此同时，据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统计，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数量从2002年的1259份增加到了2020年的5478份，全球80%的贸易和投资都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。我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、制造业第一大国、商品消费第二大经济体，受外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，我国出口企业每年遭受近1000亿元的直接损失，成本增加近200亿元。而伴随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、《全面与先进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等新的自由贸易协定陆续出现，以及“一带一路”经贸合作交流的持续推进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战略规划的提出，给国际质量认证行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

三

企业对于质量认证国际化的需求

本文对经济活跃、进出口贸易频繁地区的300家企业的国际认证需求进行了调研。从调研结果看，企业对认证周期、便利度、数字化程度以及费用这四方面的优化提升具有较强需求。因此，可以认为生产企业对于认证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认证周期、便利度、数字化程度以及费用这四方面。

对于以上四方面的需求，各国的差异化程度很大。部分国家在某些方面具备较强优势的同时，不具备其他方面的优势；部分国家则在四个方面都不具备任何优势。出现差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体系内质量认证制度不统一、互认程度不统一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强制性认证制度差异。国际市场会根据自身情况、经济情况等设置不同的准入要求，除了针对安全性能方面的强制性认证之外，各国对产品的能效、绿色等方面会采取不同的强制性要求。

二是检测标准体系差异。国际贸易中，大多数国家已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成员、IECEE-CB体系成员国。但是，很多国家针对认证会设置不同的标准，如泰国采用本土TIS标准，必须送样当地检测。

三是认证模式差异，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国家主要采用第一种、第三种、第五种认证模式，采用的认证模式不同也会导致认证的难易程度不同。

因此，当前需要借鉴已签署互认协议的合作模式，围绕制度、合格评定技术、认证标准、模式等探讨互认合作机制，与具备成熟度的国家签署互认协议。针对尚未建立成熟完善的认证认可体系的国家，力争输出认可制度、标准等，帮助他们加强标准法规建设，建立认证认可体系，促进制度、标准区域统一，为区域的互认奠定基础。

四

质量认证“走出去”的措施及建议

第一，紧抓历史机遇。随着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、“一带一路”等重大贸易项目的推进，区域内壁垒减少，贸易投资便利性大大提高，企业运营成本降低，消费者可购买到更加质优价廉的商品，惠及相关企业和国民，从而拉动经济增长，增进社会福祉。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，我国要借助现有的贸易优势，牢牢抓住窗口期，提升质量服务竞争力。同时，通过贸易活动带动质量服务走出国门，输出中国技术和标准，树立中国品牌形象，提高我国TIC行业的国际话语权。

第二，实时把握技术形势，及时、充分地了解国际标准的动态变化并准确把握国际形势，持续推进深化多双边合作。在巩固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同时，更好地利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RCEP等重点项目，探索建立区域化质量服务合作组织，填补“一带一路”和RCEP等质量服务供给机制的空白。我国全面参与并争取主导一些合格评定的建设工作，推动合格评定国际多边组织的发展完善和作用发挥，促进政府机构、企业乃至国家间的技术标准、法规的互联互通。从政府、合格评定机构、协会企业等多层次开展境内外合格评定合作，依托贸易需求，推动合格评定制度协调互认。

第三，在推进互认过程中，要尽可能利用好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。行业协会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，不属于政府的管理体系，而是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。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和执行行业标准、认证以及检验检疫，促进世界各大企业的贸易合作。同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行业协会总体发展水平很低，组织力量薄弱，因此，当我国企业在与他国在国际贸易中发生摩擦时，行业协会不能有效地起到解决争端、维护本国利益的作用。所以，我国政府应大力发易行业协会的作用，规范技术法规、为企业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、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国外产品大量进入、帮助本国出口企业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措施。

第四，做好国际质量认证互认推进策略。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产品的经验，将国家合格评定措施按照互认成熟度进行分类，明确不同阵营、梯队关键指标的差异性。一是借鉴我国已签署的相互承认协定，归类整理我国与不同国家存在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上的高度相似之处。二是在大框架下通过《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》，将不同的国家区域划分为不同梯队，结合贸易情况，牵头制定区域协议，建立有效的、有针对性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简化互认程序、扩大授权范围等。三是向缺乏合格评定措施的国家和区域输出我国的合格评定措施，加强合格评定技术援助和培训，**融合标准认证一体化建设，注重标准化“脱虚向实”，使标准制定、检测认证、更高标准需求的运行模式成为良性循环，提升全球信誉，打造国际认证品牌。

第五，在5G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我国领先于世界的新兴产业领域，探索信息化、数字化等工业新趋势下的质量提升技术革命、制度革命。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、标准制定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国际合作，扩大我国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的影响力。此外，大力推进质量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发展，通过建设检测认证云服务平台、质量大数据平台推动传统质量认证模式朝数据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方向转变，从而减少国际质量认证的各项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认证认可数据和信息资源存在“信息孤岛”“数字鸿沟”等问题，基础信息散而乱、文本语言转换、信息数据共享、新管理软件开发等技术问题亟需突破，借助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领先优势，可解决“数据主权”“信息边疆”的数据系统技术措施问题。例如，通过建设认证认可大数据平台，实现认证认可数据信息共享平台“自造血、持续发展”，形成互联网+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新业态，促进认证认可数据系统“共建、共享、共赢”，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，有效降低贸易成本。这对我国协调好合格评定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要求的意义极为深远。

信息来源  《质量与认证》杂志 2023年2月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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